象你们的歌中所唱的“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。”在我小时候，家里虽然贫穷，但重担落在父母身上。我只记得在小学时光中除了上课，做作业，就是和小伙伴们打弹珠、打乒乓球、踢毽子、作弹弓、跳木马等体育项目。有时帮家里拾柴火，作家务活。大哥给我做过木头枪，还找来许多空子弹壳，在里面加上火药和引子，又用木头削成子弹夹，把子弹尖套在弹壳上，弹壳绑在木头枪上，点燃火药上插的引子，子弹尖都飞了出去，像真枪一样。愉快的小学生活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
一九五九年，我在分路中学读书时，由于大哥在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后，遣送到农场劳动，每月只有基本生活费。二哥刚初中毕业，分配教书，工资很少，全靠母亲维持生活，供我读书非常困难。我在校时，基本上没有钱买菜票，甚至只能在干饭里加些酱油对付咽下去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把国家供应给我的每月37斤半粮票卖掉一部分，用来换取一些钱买餐票（当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，按人发给粮票，没有粮票买不到粮食），因此经常吃不饱。但是我在学习读书非常用功，从不因故缺课，即使在冬天寒冷的雨雪天气。
没有胶鞋的情况下，我也坚持打着赤脚上学，脚后跟都生了冻疮，痒痛难忍，只好把萝卜切开在火上烤热，敷在脚上，以减轻痛苦。手上也生了冻疮，很想拥有一双手套，但因为没有钱，这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。一九六一年下半年从分路中学转到黄梅一中，家里揭不开锅，两天没有上学，到乡下去拾苕，拿回来当饭吃，为此受到学校记过处分。即使如此，我在学习上还是非常刻苦，认真听讲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深得老师的喜爱。
家里再穷，也要让我们读书，因为我们家从曾祖父起都是读书人，一方面受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思想影响，另一方面，我们认为知识能改变命运，也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，知识使人生的境界更高，相信多读书总是有好处的，开卷有益。一九五七年我曾因让我的二哥读书，而自己被迫辍学，因为当时二哥留过级，已经十五岁了，再不上学，错过就没有机会了，而我只有十二岁不到，隔几年生活好了再去读书，年纪也不算很大。这个时候，就有人劝我母亲让我辍学后去面粉社当学徒，而母亲因为想我过几年再去上学，就拒绝了。我母亲也是地主家庭出身，本来养尊处优，细皮嫩肉，父亲在一九五六年因病逝世后，大哥二哥在读书，我年幼挣不了多少钱，家庭的重担都落在母亲的肩上，凡是能挣钱的事都愿意去做，帮被人纳鞋底织衣服……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累。当时我就认为，我只有用功读书，只有学好知识，将来才能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，才能参加工作，过上好日子，赚钱孝敬母亲。“只怕先生骂我懒，没有学问无脸见爹娘。”
但是尽管这样，在一九六二年我初中毕业时，我仍然没有能上高中。因为一九五九年，中国和苏联关系破裂后，国内阶级斗争成为主要政治纲领，凡是四类分子（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、坏蛋）子弟不得升学，虽然考试成绩好，还是没有录取。后来，我就结束了一生中的求学生涯，开始了“上山”和“下乡”。
那个时代，曾有个说法，叫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有知识的人，命运似乎更为坎坷，痛苦似乎更为深刻。但是，最终知识的阳光，必将穿透愚昧的铁幕但我，算不了知识分子，我的大哥应该可以算一个。

我大哥的情况是这样的。
大哥从小就帮家里干了很多活，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后，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考取黄冈师范（上学不要学费并发给生活费），于一九五六年毕业，本应分配工作，但国家在一九五六年为了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，允许师范毕业生可以报考更高一级学校（以前师范毕业上不准许参加高考），我大哥参加了高考，考取了武汉师范学院物理系。谁知厄运由此开始，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。消息传到家中，全家痛哭失声。大哥后被遣送到鸭儿湖农场劳动改造，直到一九六二年才解除劳动教养。在这期间，大哥曾多次写信给家中，哭诉农场的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，以致全身浮肿，渴求母亲寄给黄豆消肿，母亲接信后，四处求告，才弄到一点黄豆。
经过五年劳动改造，一九六二年大哥被分配到恩施当教师，当时和他一起分配到恩施的有五人，因看到当地环境恶劣，有一人自杀了。从此大哥在恩施扎根了下来，直到一九六六年（31岁），由堂兄张三阳（当时在利川农业局）介绍，才与当地姑娘汪学玉认识结婚，本应开始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，可是厄运再次降临，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他“首当其冲“地成为冲击的对象，造反派在批斗时打断了他一根手指。后又实行劳动改造，每天只发给生活费，由于劳动量大，粮食不够吃，常写信给我求援，我常常把大米换成粮票接济他。
黑夜终于过去了，一九七九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，恢复了工作，担任了学校教导主任等职务，并给予了补偿，从此才过上了正常的生活。
一九八二年曾回过一次黄梅。由于父母去世时他都不在身旁，当时他在母亲坟头痛哭，自责自己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。心情非常悲痛。弟弟妹妹们也因为他受到牵连，他心里非常难过。

我们这一生最遗憾的事好像没有，要说有的话，只是我的父母没有享到福，我们没有尽到孝心。总观我们张家，命运对我们是不公正的，但是我们以坚强的毅力挺过了种种磨难，我们地不屈地同命运作斗争。知识仍然是我们斗争的武器。在1978年，我就曾用你爸爸和你姑姑的名字，写了一副春联：“展望四化宏图  迎接科学春天”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和希望。

冬日的阳光斜斜地射在书桌上，一切是那样祥和，那样恬静，使人感到一种时光的驻足停顿。我安静地倾听着，爷爷以平静的表情在回忆着，讲述着……